zt:巴勒斯坦的死结与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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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沙的愤怒战火熊熊燃烧了两周后，行动迟缓的联合国安理会才终于勉强通过了一份要求双方停火的决议草案，但几乎是在第一时间就遭到了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共同拒绝。 两周来，国内媒体发表了大量相关评论。除了有关战事进展及国际调停的技术性分析外，论者大多从道义出发，对战端的一方或双方发出谴责或呼吁，间或也夹杂着一些因塞缪尔·亨廷顿之死而碰巧触动的“文明冲突”之类大而化之的感慨。值得注意的一个新变化是，面对本轮以巴冲突，国人对以色列的同情乃至赞誉之声渐渐响亮起来，这或许可以被视为我们长期接受的“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正义事业、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宣传教育的一种心理逆反。我对军事一窍不通，没有资格谈论战争本身，本文只想从历史与现实政治的角度建立一个分析类似国际争端的思想框架。 巴勒斯坦问题的根源是以色列这个现代犹太国家的建立。联合国大会于1947年通过决议，同意次年英国委任统治结束以后，在巴勒斯坦这片土地上建立分别由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组成的两个独立国家，从此点燃了这个中东火药桶的引线。当今中国的“挺以派”观点大多立足于这一纸联合国决议，然而如果我们设身处地从巴勒斯坦乃至整个阿拉伯民族的立场来看，所谓联大决议，不过是西方帝国主义强权政治的一块遮羞布而已。因此，绝大多数阿拉伯甚至伊斯兰教国家时至今日仍拒不承认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合法性。我们中国人对这种民族情感应当是非常能够感同身受的——假如联大通过一项谴责中国人权的决议，我们会乖乖接受？况且，6年前美国并未获得授权即悍然入侵伊拉克，事后不也得到了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默认吗？难道联合国的意见只要有利于阿拉伯人就可以不被遵守，而不利于阿拉伯人就必须被遵守？强硬的伊朗总统内贾德就曾不无道理地说过，如果西方人觉得对不起犹太人，为什么不在欧洲——比如奥地利——划出一块土地供他们建立以色列国？ 其实，所谓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在19世纪中后期就开始兴起，早在以色列这个国家成立之前的半个世纪里，特别是在一战结束、奥斯曼帝国覆灭、英国托管巴勒斯坦以后，已经有成千上万的犹太人从欧洲迁居至这片3000多年前上帝“应许”的神圣故土，购置地产、建立犹太人自治社区。在土耳其及以后的英国人治下，信奉不同宗教的多数阿拉伯人与少数犹太人基本和睦相处。实际上，在雄据欧亚非三大洲的庞大的奥斯曼帝国境内，巴勒斯坦历来是帝国诸阿拉伯行省中最富庶和开化的地区之一，也是多种族杂居地，圣城耶路撒冷一带历来还居住着许多基督徒。况且，追根溯源的话，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的祖先同根同种，均属闪米特（Semite）族。 一个现代犹太国家之所以能在灭亡将近2000年后得以在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势力主导下重建，原因主要有二：第一，二战中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残酷迫害一方面造成了数以百万计亟待安置的犹太难民，另一方面也激起了全世界对犹太人命运的强烈同情和关切，这又与西方世界在过去2000年里对犹太人的种种不义的负疚记忆紧密连接在一起。第二，也是更为决定性的，犹太人素以善于经商理财和民族凝聚力强著称，他们组成的强大游说集团往往能够对英美等民主国家的政策发挥重大影响。鉴于此，如果寄希望于奥巴马就职后美国政府能够拿出什么公正中立的中东政策以平息加沙战乱，恐怕是相当不切实际的——犹太人团体历来是民主党的最大支持力量，它们提供的政治捐款达到了本次大选民主党所获得的全部捐款的一半。 当然，以色列的顺利重建也许还不能排除另外两个可能的政治算计和宗教情感因素，在中东这片战略要地嵌入一个亲西方的榫头以发挥对阿拉伯世界的制衡作用，同时让文化与西方相对接近的犹太人去控制基督徒们心灵中的圣地，无论对美英等国的政府还是民众，都是一件很有吸引力的事情。 凭借着西方的支持和历史上饱经磨难的犹太人自身的发奋图强，新生的以色列迅速崛起成为中东地区的头等民主强国。从建国后的第二天到1973年的25年间，以色列在四次与阿拉伯联军的“中东战争”中越战越勇，非但未被消灭，反而占领了巴勒斯坦全境，独立的巴勒斯坦国的建国进程也因此一再拖延。 根据今天的一般标准，许多人将激进的哈马斯定义为恐怖组织。实际上，在巴勒斯坦处于支配地位的温和派政治力量法塔赫在过去近半个世纪里曾经走过与哈马斯路线可谓如出一辙的前半程。从“巴勒斯坦民族解放阵线”这个正式名称中我们就可以感觉到法塔赫成立之初的强硬立场，即武力赶走犹太侵略者，解放巴勒斯坦全境。但随着岁月的流逝以及在一次又一次的碰壁后，法塔赫领导人终于不得不面对现实：要消灭以色列是不可能的，过火的武装斗争只能让原本对巴勒斯坦人充满同情的国际社会转而变得疑虑和反感。于是他们的立场逐渐软化，开始寻求与以方谈判谋求共存之道，而越来越多的其他阿拉伯国家也无奈地接受了犹太国家的实际存在，他们中的极少数——如埃及——甚至还正式承认了以色列。 然而，就像世界上大多数不发达的战乱地区一样，巴勒斯坦存在许多拥有独立武装的政治派别，法塔赫并不能完全掌控整个地区局势，而哈马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就是它最大的竞争对手。在2006年1月底举行的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选举中，正式进入世人视线不到20年的哈马斯一举击败拥有40多年历史及巴勒斯坦人民精神领袖阿拉法特的法塔赫，夺得政府组阁权。这一变故不仅震动了当时整个国际社会，也使历尽艰难曲折终于出现一线曙光的中东和平进程发生方向性的转折。与法塔赫后期奉行的现实主义路线不同，哈马斯是一群不肯妥协的理想主义者，其政治主张几乎就是早期法塔赫的翻版：武力消灭以色列。在我看来，年轻的哈马斯之所以能够迅速崛起成为能够与法塔赫分庭抗礼的强大势力，其源泉正在于此。与世界其他地方不断重复上演的经典故事异常雷同，在一个民主和法治不健全的社会，特别是对一个饱受异族蹂躏之苦的民族来说，反对派能够借以挑战当权派的最唾手可得的精神资源无非集中于两点：一是利用（煽动）激进民族主义，二是以道德清教徒主义（在许多地方表现为宗教原教旨主义）攻击当权派贪腐的软肋。不幸的是，这两种精神资源在巴勒斯坦民众心里都是现成的，而且比世界上大多数地方都要更加丰沛，根本不需要刻意制造和煽动。 然而，无论是鼓动对外使用武力（或凭借武力从一国分裂出去）的激进民族主义还是宣扬修道士般纯洁无私的道德清教徒主义，归根结底都是一柄双刃剑——身为反对派的时候，它们是指向执政者的锐利武器；一旦成为当权派，它们也会对自己造成致命的伤害。在短期内，年轻的哈马斯政府或许确实能够做到比老成实惠的法塔赫更加廉洁奉公，但在对待以色列的问题上，它却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进退两难的窘境：放弃消灭以色列这一它赖以安身立命的理想，就会失掉把它送上权力宝座的选民的心，进而失去政权；在现实中不顾一切推进这一理想，则不仅丝毫没有成功的可能性，还会给整个地区乃至它自己带来灭顶之灾。也正因为这一点，尽管是在有国际监督的民主选举中光明正大地胜出的，但哈马斯政府始终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甚至不少阿拉伯国家的承认。 更为现实的问题还在于，由于哈马斯的政治立场，巴勒斯坦政府赖以维持运转的西方援助资金（主要来自欧盟）以及老百姓急需的人道主义物资也被大部分切断了，使这片满目创痍的土地更加雪上加霜。在左右为难、动荡不安的过去三年中，法塔赫与哈马斯的矛盾也不断激化，终至兵戎相见，形成了巴勒斯坦今天这种武力分治的局面。这期间，哈马斯不断利用它所占领的加沙地带的有利地形向以色列边境城市发动零星袭击，而以色列国内也经历了政坛更迭。因此，这次对加沙的大打出手可以被看成是以色列国内强硬派在忍无可忍之下主导的一次猛烈大规模报复行动。 客观地说，以色列也是没有退路的。自15年前巴以签署第一份和平文件《奥斯陆协议》以来，以色列就一直表示愿意“以土地换和平”，它也确实兑现了单方面从加沙撤军的承诺。以方的原则很清晰：在守住核心利益的前提下，它愿意同巴方通过谈判解决历史争端，甚至愿意帮助巴勒斯坦建国。然而，面对一个一心要消灭自己的敌人，为了保护自己的人民和世世代代犹太先辈奋斗了1000多年才重新获得的家园，它不得不以牙还牙。有观点认为，哈马斯为了打破以色列对加沙的封锁，获得生存必需品和战略生存空间，才不断向以色列境内发射火箭弹，因此批评以色列不遵守联合国有关决议解除对加沙的封锁，是造成今日之局面的罪魁。但从以色列的角度看，盘踞在加沙的是一个不消灭自己誓不罢休的武装力量，难道还应该听任它源源不断地补充射向自己的火箭弹？ 我不懂军事，不敢妄言战争的最终结果，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便以色列能在这次大规模行动中重创直至彻底消灭哈马斯，它也没有可能铲除滋生和哺育哈马斯的精神土壤。武力只能制造更大和更深的仇恨，一个哈马斯倒下了，会有更多后继者冒出来。况且，巴勒斯坦社会现存的比哈马斯更加激进的武装组织——如早于哈马斯成立的杰哈德（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已经比比皆是。时下有论者指责哈马斯抢占清真寺、学校、难民营，把加沙巴勒斯坦妇女儿童当作抵御以军的“人肉盾牌”，是典型的“卑劣怯懦的恐怖分子行径”。这完全是以一种看客思维得出的似是而非的结论，且不说这类来自亲以色列的西方新闻媒体的报道是否有歪曲之嫌，即便属实，我也几乎可以断言，相当多被当作“人肉盾牌”的巴勒斯坦人会认为自己是在为民族独立的崇高理想而自愿献身。在我们自己的教科书上，那些歌颂普通老乡舍身护卫子弟兵躲避日本鬼子扫荡清剿的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还少吗？在很多时候，人的精神力量是坚不可摧的。因此，以色列此举很可能消灭（削弱）了一个今天的敌人，但为明天制造了千万个敌人。 我想，这也许就是历史的悲剧！所有人都在为捍卫“正义”而浴血奋斗，换来的却是天下最大的不义。这也是巴勒斯坦问题的死结。 为今之计，要解开这个死结，钥匙在巴勒斯坦人民心中。以色列是一个法治健全的民主国家，它的对巴政策固然会随着执政党的更迭而左右摇摆，但不会偏离出基本轨道。而从巴勒斯坦这方来说，当务之急是要有一个能够承认现实并得到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务实派政治力量全面掌控整个地区的局势，并逐步完成武装力量的“国家化”，只能从它一个口子制定和实施政府层面的对以政策。 但这又很可能会陷落到另一个悖论中去。民主是时代潮流，也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不遗余力鼓吹和希望在中东地区推动的。巴勒斯坦要建立起单一政治秩序，现在看来也只能通过民主手段。然而，借助民主力量上台的必定是那些最善于借用和感染民众情绪的政治势力，而今天弥漫在巴勒斯坦人民中的最强烈的情绪正是对以色列的仇视。更何况对那些在本轮战火中妻离子散、父死兄残的加沙民众来说，真可谓旧仇未报又添新恨。不要忘记，如果没有2006年的那次议会选举，也许今天的局势要好得多！ 民众不可能像知识分子那样理性地剖析和审视如此错综复杂的政治问题，进而作出审慎的选择。因此，面对这片再也经受不起杀戮的世界三大宗教的共同圣地，未来经民选上台的巴勒斯坦领导人——不管是法塔赫还是其他什么新兴派别——必须具有无比的政治智慧和博大的民族胸怀，同时还需要赢得足够的时间来平复人民心中的伤痛。在另一方面，犹太人要想获得一个真正安宁和平的“上帝赐福之国”，不作出比他们现在已经承诺的更大让步，恐怕也是不太可能的。